中国古代诗歌跨境研究初探

中国古代诗歌跨境研究初探

前言：
中国古代诗歌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权力贵族阶层的祭祀仪式。远古时期的汉民族对于天地自然缺乏了解，对天地神灵以及祖先都怀着无比的敬畏之心，对自然有着崇拜之情。在上古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的精神，即万物有灵。这些神灵都是被祭祀的对象。因而在祭祀仪式中可以享用祭祀之物的，不仅包含部族部落的祖先灵魂，还包括天地，山川、河流等等。因此，诗歌在祭祀仪式中体现为祭天地鬼神，祭祀祖先等。最早的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是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形成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表演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原因，诗歌开始逐渐流传于劳动人民中间为人们所传唱。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上古社会被贵族阶层作为一种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形式为人们所喜爱。《诗经》中的风、雅、颂的格律是乐，多以吟咏的方式来表现。而多数的“祭祀诗”则主要集中在《颂》里面。如祭祀先祖的：文王的《清庙》，祭祀周部族始祖后稷的《思文》，追述先王创业史的《武》、《桓》等。祭祀神灵：田祖、庆丰收的《丰年》等。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祭祀的重视程度居于所有事物之上，以此来表达人民内心的敬畏之情。古代社会一些高雅事物的传播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是由上层权力贵族阶层最先兴起，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途径逐渐流传到底层人民之中。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从作为祭祀的表演形式开始就具备其独特的含义，绝对不可擅意更改。

古代诗歌的表情达意，需以文字为载体。而古人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却做到了惜字如金，真正达到了“多一字则多，少一字则少”的境界。这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来看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也给当今酷爱古诗研究的中外爱好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诗歌本质不同、中西方思维模式不同造成的。那么中西方的诗歌到底具有怎样的区别呢？下面我们来大体论述一下。

1.表意文字的特殊性
语言是诗歌的宝藏，诗歌是生活的现场。汉字作为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其独特的含义。作为目前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它是文字萌芽时期的产物。所谓“表意”是指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词或词素的文字体系，而不是代表音节的文字系统。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不大讲究文法上的结构，而偏重形式美的组合，这也决定了汉诗灵动、飘逸的意境美。表意文字的艺术，不论是在书法还是文学领域都独树一帜。当然汉字的这种形象性与古代先民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古代先民重直观，重感悟，习惯于用形象的眼光看待一切，因此即使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诗歌也显得格外优美。另外，汉字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根本特点在于语意方面的配合，这一特点，使它结构独特，灵活多变，颇多隐含，着重意念，其意合性、灵活性和简约性是其它语言所不能比拟的，这种语言契合我们身为中国人感性的、浪漫的，含蓄的思维方式，适合去抓住一些暗示、比喻和联想，而恰恰是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最好的体现了中国语言的独到幽微之处。
2.诗歌语言的凝练性
中国古代诗歌文字简洁优美，意境深远的特点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深入人心。古人作诗讲究炼字，以求传神动人。如：“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齐己的《早梅》），这里画龙点睛之笔是“一枝开”。据相关记载，当初齐己想的是“数枝开”，并去询问诗人郑谷，郑谷指点应用“一枝开”表现梅花的早开，一枝独秀更有韵味。可见一字之差，风味竟可如此不同。又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贾岛推敲》一文中所记载：贾岛在作《题李凝幽居》时，觉得第二句中的“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不知用“推”还是“敲”好，经韩愈改定为“敲”。杜甫的《蜀相》 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的“自”“空”二字生动传神的表现出诗人处于武侯祠之中，内心的那种孤寂和凄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一个“直”字直写边塞荒凉，杳无人烟。连冲天之上的孤烟也成为了一道风景，细写烟的挺拔之美。落日之“圆”在长河的衬托之下，直线之美与浑圆之美完美融合显得尤为壮观。
西方诗歌多透出巨大力量与哲理沉思，在文字表现上则是铺陈奔放。以下面的两首诗为例: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短短四十个字将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的特点表达的淋漓尽致。再来看威廉·巴勒斯的《茵纳斯弗利岛》：叶芝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从上面的两首诗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虽然两首诗歌在意境的表现上相差无几，但在语言的凝练性方面中国古典诗词明显要更胜一筹。
3.中西方抒发感情方式的差异
中国诗词善于借景抒情,用景物来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截然相同。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比如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白的语言中国诗人是一定不会写的，这也是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重视“顿悟”。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诗中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等诸多名词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这便是中国诗歌的过人之处，也是中国诗人表达自己的方式。
由于中西方在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必然会造成中国古代诗歌在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出现意思的曲解，导致很多诗歌在翻译过后改变了原有的意境，甚至个别文字在解释上出现严重的偏差。


1、中国古代诗歌的早期传播
公元140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这一举动虽是军事行为，但是也间接将中国文化传往夷地。之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到了魏晋时期，随着汉夷贸易往来的增加，很多儒商开始来往于丝绸之路之上，这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传往西方。虽然儒商的学问不多，诗歌传播在当时也只是只言片语，不够具体也不成体系，但是可以证明在当时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渗透到了西方一些国家。                
除了一些商人和探险家之外，早在马可.波罗时代还有一些人也去过中国。1540年，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就已经东渡亚洲的葡属地区。圣.法朗士.夏维尔就曾试图使中国皈依基督教，利玛窦于1583年来到澳门，并于十七世纪初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接近汉文化，决心成为一名地道的中国人。
十七世纪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耶稣会的会员阿塔纳斯.基歇尔对中国的象形文字早就有一定的研究，华夏文明深深吸引着他，因而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收集他的耶稣会同事从中国带回的有关资料，并且在16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极具观赏性的《中国图志》。这本书从分析1625年在中国发现的一块景教碑文入手，百科全书似地展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装束服饰、日常生活、宗教、牲畜、花草树木，以及金属矿产、建筑、工艺、语言等情况。
2、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
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有包含本土情结的固定思维模式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基歇尔所作的《中国图志》这本书，他对书中所见到奇观的解释充斥着巴洛克式的鉴赏品味。书中有些令人称奇、引人入胜的绘图其实是基歇尔在接受所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以及单纯的个人理解指导编辑人员制作出来的。书中的一些传说也是他根据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片面的理解做出的解释和说明。他深信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接受过基督教义的洗礼，所以他把中国的众神形象也同样塑造成像基督教一样的三位一体。他又把孔子解释成了中国化了的赫尔墨斯。而当有人告诉他一些佛教雕塑的情况后，他又根据这些描绘虚构出一些千奇百怪的众神形象。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很多先入为主的观点，以及对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异国他乡不切实际的描述。
同样，对于诗歌的理解也是一样，用西方的思维来判断和理解中国的古诗，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这就要从每一个民族的国民性开始谈起。

谈到中西方关于诗歌在理解角度上的差异，首先要提到中西方思维方式有所差异的原因。中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从根本上说其实是由于一个民族的心理差异造成的认知上的不同。中国文化由于建立在深受儒家、道家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性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中和论。变化论认为没有永恒的对与错，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一直处于变化中。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适度的合理性，即中国人所谓的“中庸之道”。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庸已经内化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汉民族是一个讲因果的民族，凡事讲究先有因后有果，因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诗歌的感情表达上则体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把心中所想赋予情境之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意境深远的诗歌。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的话，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可以比作“圆”。在佛法中讲“烦恼即是菩提”，这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凡事都是相对的，凡事又是相融合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圆，起点即是终点。基于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可以更好的理解事物，也更加善于感悟周围的情境，因此感性思维更强，对于人生、自身体悟也会从多角度出发，有效平衡心态。这种“圆”的思维模式就像中国一副很著名的图画《一团和气》，虽各不相同却又可以相互融合，充分表现中国人辩证思维所内含的智慧。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所拥有的是一种逻辑思维。用图形来表示则可以比作一条线段，从这一点到另外一点的过程。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认为一个命题不会同时对或者同时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思维也被叫做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么追求折衷和谐，而是喜欢把一个事物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西方人摹物以求知，中国人感物而生情，模仿与言志，正反映出中西方对诗歌本体价值的不同审美取向。基于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诗歌理解方面，中西方也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

1、中国古代诗歌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了解自己。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尤其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悲怆。悲怆即是敬畏，是对世间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尤其注重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这也是中国人的普遍思维。在诗歌创作中普遍反映的是“人在山水间，山水与人和”的人生境界。诗歌创作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将诗人的心情寄于自然景物之中。例如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这首诗中运用中国人的思维会体会到蓑笠翁的孤独，在空寂的寒江之上独钓江雪，诗中意象的衬托更多的是为了表现这份孤独。这是诗人把自己想象成那位老翁，寂寞无声。诗人内心里一定有诸多的苦楚难以言表，因此用他人之孤独比自心之可悲，此情此景令人黯然神伤。而这首诗歌用西方思维理解，就会变成蓑笠翁有着高雅的人生境界，在寒江之上体会着不一样的美景，孤独变成了一种享受，变成一种别样的人生志趣。
再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全诗中写柳、写酒，偏偏没有写送别。但是却在字里行间饱含着离别之情。这种类型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里比比皆是。可见，中国古代诗人用自己的心审视自己，用他人自比，意境更加悠远。
2、西方诗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了解别人。
从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强调冲突和进取，以战争为本位，有强烈的开拓攻取的欲望，古希腊的海上冒险经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因此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史诗。而西方的商业社会也造就了个人主义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的需要和价值，关注个体尊严和发展，崇尚个人奋斗与享乐，敢于冒险与战斗的精神。由此催生了中世纪一大批的英雄史诗。因此西方思维形式下的诗歌会更加主观，个人作用比较明显，更多的注重表达主观想法而不是客观事实。
比如《伊利亚特》当中关于战争及其细微的一段描写：“那两个渐渐集中的军队又重新会合在一起，而发生了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间的冲突了。盾牌的肚脐互相碰撞而发出了轰然的怒吼。临死人的尖叫混合着他们的毁灭者的大言，地上到处是血了。”荷马对于人物直接、动态的描写鲜明而强烈。极具冲击力的动作与声音的渲染使得英雄人物鲜血淋漓地闯入了读者的视野。而在其中一些句子：“阿喀琉斯的忿怒是我的主题”；“除了见血、杀人和听临死人的呻吟声之外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凶狠得同恶魔一般，紧紧追随他的牺牲者，满地都淌黑了血……”赢取绝世功名和荣誉的阿喀琉斯参战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从阿伽门农的手里夺回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后来的的言行体现出的是鲜明的个人主义思想价值观，毫无集体主义精神可言。由此也可见西方思维模式下的西方诗歌更多表现的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交流，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网络技术发达，中国古代诗歌开始通过多种途径传入国外，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随之在诗歌的翻译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分歧。
基于东西方思维方式本质上的不同，以及国民所处环境的差异，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解方面会趋向于自身的文化形态，换言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中国诗歌，而没有站在中国的历史角度去深度解读中国古代诗歌。在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中提到：“如果我没有钻过中国文化这个圈子， 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当艾田蒲真正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之中后他说：“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相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这几段话充分说明了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圈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学者们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追捧，对于东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偏见。随着艾田为“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课题提供大量的佐证，在世界文明史上逐渐揭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这其中也会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比如随着中西方交流不断增多，思想理念不断交流融合，中国的许多学者思想开始逐渐被西化，在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时也会出现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在诗歌鉴赏方面，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鉴赏方式对于正确鉴赏诗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即使我们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在我们国内目前的中小学教材中也依然存在着诗歌解释上的错误，这种情形是不容乐观的，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所应该反思的。例如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中关于“乌啼”“江枫”的解释至今仍然是错误的。“乌啼”一词现在解释为乌鸦的啼叫。其实在古籍中早有记载乌鸦指代太阳，《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为：“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在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当中，后羿射下的十个太阳就是踆乌。因此“乌啼”应指太阳要升起的时候，而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乌鸦啼叫的样子。这就可以证明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在教材编辑过程当中并未真正深入到古籍当中去寻找文字的含义。再比如“江枫”一词，现在把“江枫”解释为江边的枫树，但是该诗诗题为《枫桥夜泊》，江枫的含义应该与枫桥有关，而不是江边的枫树，枫树作为一种槭树类植物，适合全遮荫和潮湿到干燥，排水良好的土壤，从这一点上来看江边是不适合枫树生长的。正确的解释“江”指江春桥，“枫”指的是枫桥。目前这两座桥在苏州还是依然存在的。再比如白居易的《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一句当中“可怜”一词，在古代“可怜”用于指青楼女子的不受尊重，并非我们理解中的“可爱”“怜悯”之意。结合白居易这首诗当时的写作背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当时诗人不受重用而自求外任，此时正值知天命之年的白居易内心是极度悲愤而非愉悦畅快的，因此“可怜”一词道出了诗人无尽的悲愁。
这类解释偏差的情况在许多中国古代诗歌的解释方面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未经实践而得出的结果未必是真实可信的，这需要我们中外学者本着严谨的求学精神进行深入的探索和钻研。